【诗人简介】

　　张曙光，1956年生于黑龙江望奎县。诗人，翻译家，批评家。现为黑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在大学时开始写诗，追求坚实硬朗的诗风。1980年开始发表诗歌、小说及随笔。并被译成英、西、德、日、荷兰等多种语言。著有诗集《小丑的花格外衣》、译诗集《切.MK体育米沃什诗选》、但丁《神曲》（三部）、随笔评论集《上帝送人遭受惨败，恩比德表现不俗却无法改变结果他一座图书馆》等。

　　作为一名优秀的当代诗人而外，他还被认为九十年代“知识分子写作”的重要成员及理论阐发者之一，但这种特殊语境下的论定，将随着时间流逝而显得越来越不重要。

　　【代表作】

　　岁月的遗照

　　人遭受惨败，恩比德表现不俗却无法改变结果我一次又一次看见你们，我青年时代的朋友

　　仍然活泼，乐观，开着近乎粗俗的玩笑

　　似乎岁月的魔法并没有施在你们的身上

　　或者从什么地方你们寻觅到不老的药方

　　而身后的那片树林，天空，也仍然保持着原来的

　　形状，没有一点儿改变，仿佛勇敢地抵御着时间

　　和时间带来的一切。哦，年轻的骑士们，我们

　　曾有过辉煌的时代，饮酒，追逐女人，或彻夜不眠

　　讨论一首诗或一篇小说。我们扮演过哈姆雷特

　　现在幻想着穿过荒原，寻找早已失落的圣杯

　　在校园黄昏的花坛前，追觅着艾略特寂寞的身影

　　那时我并不喜爱叶芝，也不了解洛厄尔或阿什贝利

　　当然也不认识你，只是每天在通向教室或食堂的小路上

　　看见你匆匆而过，神色庄重或忧郁

　　我曾为一个虚幻的影像发狂，欢呼着

　　春天，却被抛入更深的雪谷，直到心灵变得疲惫

　　那些老松鼠们有的死去，或牙齿脱落

　　只是偶尔发出气愤的尖叫，以证明它们的存在

　　我们已与父亲和解，或成了父亲，

　　或坠入生活更深的陷阱。而那一切真的存在

　　我们向往着的永远逝去的美好时光人遭受惨败，恩比德表现不俗却无法改变结果？或者

　　它们不过是一场幻梦，或我们在痛苦中进行的构想？

　　也许，我们只是些时间的见证，像这些旧照片

　　发黄，变脆，却包容着一些事件，人们

　　一度称之为历史，然而并不真实

　　【相关资料】

　　诗人张曙光访谈录——诗是少数优秀人的事情

　　访谈人：吴投文（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访谈嘉宾：张曙光（黑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

　　“第三代诗歌与朦胧诗的一个重大差别就是诗歌观念上的分歧”

　　吴投文：上世纪80年代前期，朦胧诗是诗坛的一股热潮，很多诗人都谈到过朦胧诗对自己创作的影响，朦胧诗对你当时的创作产生过影响没有？请谈谈。

　　张曙光：80年代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无论对我个人还是整个社会。那时西方现代派文学开始进入中国，我接触到了卡夫卡、艾略特、叶芝、萨特、加缪和博尔赫斯等人的作品，我的阅读兴趣差不多全部转移到这上面来。读朦胧诗要在这之前，应该是1979年左右，当时读得也很有限。有一次我去哈师大，见到一位叫魏宇光的写诗的朋友，他送给我几本邮购到的油印的《今天》，那可能算是最早的民刊了，上面就有北岛等人的诗。记得我们站在校园里交谈，一边翻看上面的诗，这些诗让我眼睛一亮。对于国内创作而言，这在当时算是一种全新的诗歌。但朦胧诗只是带给我一种启示，就是诗歌应该打破既有的格局，对我的写作直接的影响并不大，因为我的兴趣很快转移到西方现代作品上了。

　　吴投文：你当时的生活和创作情况如何？

　　张曙光：至于说到生活和创作，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我1981年毕业，结婚，生了女儿。那时我在一家报社工作，宿舍在一幢楼的最高层，九楼，就在霁虹桥的边上，面对着火车站。每到晚上，我望看窗子外面车站的蓝色信号灯，被一种巨大的孤独感所包围。当时我的写作正处于一种停滞状态，我不满意以前写的东西，想让自己的写作变得更具有现代感。在很长时间里，我一直不把自己的东西往出拿，直到1984年写出了《1965年》。

　　吴投文：80年代的诗歌景观确实给人留下了美好的记忆，现在看来，实际上那也是诗歌艺术从内部分化的一个年代。朦胧诗的热潮就很快过去了，“第三代诗歌”登上了自己的舞台。你的《1965年》突破朦胧诗相对固化的抒情模式，加入了叙述性的因素，显露出了一种新的艺术追求。你好像并不满意此前的诗歌，对朦胧诗大概也有某种警觉。是什么因素促使你反思自己的创作，写出了《1965年》？这首诗是童年经验的回放，注入了时代的底色，也似乎渗入了某种克制的悲伤。

　　张曙光：当时实际的情况可能有些复杂。一两句话说不清楚。有些写作是并行的，并不是像表面看上去那么对立。比如“第三代”诗歌，虽然有人提出pass北岛，就我的理解应该是超越而不是反对。这是两种全然不同的态度。“第三代”诗人，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反对的着眼点主要还是在朦胧诗之前的写作，那种缺乏个性、甚至是某些思想观念图解的诗歌。《1965年》把叙述性因素进一步强化了，最大可能地去除了抒情性，使诗歌看上去坚实了些。也包括你提到的“克制”，这样也就避免了过分张扬自我。

　　吴投文：这首诗在写法上与你此前的诗歌有什么区别？

　　张曙光：我想重要的是抒情方式的改变。在写这首诗之前的几年间，也就是在我刚刚接触到现代派的时候，我对自己的创作就感到不满意了。我试图努力寻找到一种新的有效的写作方式，一种更加适合表现自己内心也能容入更多经验的写作方式。《1965年》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新的开端。

　　吴投文：这就涉及到诗歌观念的变革了。实际上，第三代诗歌与朦胧诗的一个重大差别就是诗歌观念上的分歧，也包括你所说的抒情方式的改变。这是一个分水岭。我感兴趣的是，你当时是在什么样的情景下写这首诗的？

　　张曙光：这首诗写起来很畅快。在这之前我写过一些诗，都不满意。后来我想写一首有关雪的诗，因为那段时间雪的感觉一直弥漫在我的头脑中。我试着写了一首，没有找到那种感觉。我感到沮丧。那天晚上躺在床上，一个句子冒了出来，“那一年冬天”，后面的句子接踵而至。第二天我凭着记忆写下来。说来也怪，这首诗一完成，那种感觉就消失了。

　　吴投文：《1965年》在当时是一种颇显新奇的写法，你是否有一些诗歌上的同道，也就是现在所说的诗歌圈子吧，他们当时的态度又是怎样的？

　　张曙光：这首诗写于1984年，当时并没有拿给人看，因为一些人还是喜欢朦胧诗那类东西，二者显然不大一样，我这个看上去不太像诗，至少在当时是这样。后来认识了萧开愚，他要我寄诗给他看，我就把这首诗寄了去，他看了很喜欢，并想帮我发表，但似乎碰了不少壁，我想当时可能并不被人看好，以致他写信感叹说为什么发点好东西这么难。这首诗最初只是发在德阳的一份诗报上，直到87年才登在《北京文学》上面。

　　吴投文：哦，没想到这首诗的发表经历了这样的波折，看来那时候一般的诗歌读者还不习惯你这种叙述性的诗歌。那时候的诗歌交流不像现在这样方便，诗人的交流主要靠书信和相互间的串联，你是怎样认识萧开愚的？

　　张曙光：认识开愚是在1985年。说来有趣，我们是通过一个笔友专栏认识的，我的名字登在上面，他看到了，就写了一封信。很快我们就成为相知。那时他刚刚出道，意气风发。第二年他来哈尔滨我们见了面。他对诗歌思考得比较深入，而我更偏重感觉。是的，当时我们通信很勤，谈诗和读的书。他可以说是最早对我的写作做出肯定的人。

　　吴投文：当时你们是否就诗歌中的叙事性展开了比较深入的讨论？

　　张曙光：记不太清了，似乎并没有具体谈到叙事性的问题，因为那时还没有人明确提出这个概念，但可能提到这类写法吧。

　　“诗歌的本质是抒情；叙事和其它很多方法一样，只是一种写作策略”

　　吴投文：诗歌界和学术界比较系统地讨论诗歌中的叙事性问题，大约是进入新世纪之后的事情了。不过，在20世纪90年代叙事性被广泛引入了诗歌创作之中，尤其是在先锋诗歌中绵延成了一种“叙事诗学”，可以说实现了对20世纪80年代诗艺的某种颠覆性置换。叙事因素在诗歌中不是局部性的，而是构成了整体性的情境，乃至成了诗歌的基本构架，传统的抒情因素被严重挤压，或者被逐出了诗歌。在某种程度上，叙事性似乎成了诗歌写作的一种规范动作，由此也带来了很大的争议。你如何看待这种争议？

　　张曙光：任何事物都有正面两面，有些争议也很正常。但在回答这个问题前，先要明确两点。一个是诗歌的本质是抒情。另一个是叙事和其它很多方法一样，只是一种写作策略。叙事在90年代被普遍认可和使用，我想无非是人们不满意旧有的写作方式，想寻求一种新的抒情方式。叙事有助于表达新的经验，或者说，它所承载的内容更适合今天人们的审美。叙事在很大程度上剔除了旧有抒情方式中陈腐的因素，带给诗歌一种活力。如果肯定了这些也就足够了。说它是写作策略，就是说它仍属于一种权宜之计，既不是万能的或十全十美的，不必也不可能永久地持续下去。

　　吴投文：你被认为是最早自觉进行“叙事性”诗学探索并受到广泛关注的一位诗人，很多诗人同道如王家新、孙文波等人，都对你的“叙事性”探索表达了认同和赞赏。你把“叙事性”定位为一种写作策略，作为一种新的抒情方式落实在自己的写作中，这是一种理性的态度，并没有把“叙事性”强调到诗的本质的程度。实际的情形也是如此，叙事性在诗歌写作中的有效性并不是取决于叙事本身，而是取决于诗人对叙事的角度选择和锤炼，这就带来了当代诗歌在艺术上的某种突破。在我看来，叙事性实质上是对诗歌的抒情惰性的修复，在很多诗人那里，抒情变成了程序性的模式和手段，成了一种失去活力的表意符号，这时叙事因素的引入就改变了诗的内在格局，成了另一种有效的抒情方式。不过，问题接着也来了，当叙事性铺成一股潮流后，就出现了新的程序化的危机，大量的雷同之作就泛滥开来了。这大概也是“叙事性”诗学颇受争议的一个原因吧。与此相关的是，“叙事”和“叙事性”有何区别？这在实际的诗歌写作中似乎也缺乏一个相对清晰的边界，在很多诗人那里，叙事性被扭曲成了散文化的叙述，这离诗歌的抒情本质就很远了。根据你的写作实践，请谈谈你对诗歌“叙事性”的界定和理解。

　　张曙光：你的问题由学者和批评家回答可能会更好些，我只是一个诗人，只关心于找到一种对我个人有效的方法。况且我尝试过很多写作方式，并不是完全使用叙事。但既然提到了，我就简要地说一下我的看法，首先诗与叙事并不矛盾，世界文学史上最好的诗大都与叙事有关，如荷马、但丁、弥尔顿等人的创作。其次，说到叙事与叙事性的区别，我想举两个例子或许就可以说明：《木兰辞》是叙事，《诗经》开篇的《关睢》则为叙事性，二者都很出色。《关睢》并不一味抒情，而有情节元素在，从中我们知道了一个年轻人看上了一个身段很好的女孩，结果晚上失眠。而年轻人和女孩是什么人，结果如何都没有交待，叙事不完整，因而只能说有叙事成分或叙事性。

　　吴投文：现在的问题是叙事太滥了，几乎成了一种新的程序性写作。

　　张曙光：是的，叙事太滥确实是个问题，写得太滥的叙事性诗歌几乎快和写得太滥的传统抒情诗歌一样多了。但这是否应该归罪于叙事？我不知道。在我看来叙事只是一种方法，是众多写作方法之一，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不然就不会出现如你所说用得过滥的情况）。无论如何，用得好坏完全取决于个人，就像一台阑尾炎手术没有做好，不能怪手术本身，也不能怪阑尾，而是应该考虑手术的医生的责任心或技术是不是有问题。说到底，一个人写作的好坏并不能完全依赖某种方法，而是决定于他的人生阅历和经验，他的修养和审美情趣，以及他的境界，等等。

　　吴投文：我也注意到了，一些学者和批评家在讨论1990年代诗歌的时候，“叙事性”是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关键词，这表明“叙事性”成了90年代诗歌写作的一种时尚。不过，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诗歌写作是相对寂寞的。市场经济大潮的兴起充满了诱惑，当然还有其他更复杂的因素，一些诗人离开了，成了诗坛的失踪者，一些诗人在沉潜中写作，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实际上到新世纪才得到了追加性的认可。你是这些沉潜者中的一位，请谈谈你上世纪90年代的诗歌写作。

　　张曙光：方法一旦成为时尚就不大好了（但也多少说明它的有效性）。就像那根老和尚的手指，是为了指向月亮而不是代替月亮。当它被认为就是月亮时，就应该砍掉了。当然砍掉有些残忍，但总该收起来吧。我也不满意自己被贴上了叙事的标签，似乎我除了叙事就没有写过别的。我90年代的写作有了些变化，最初写出了像《尤利西斯》、《边缘的人》这类诗，在九十年代末写了像《卡桑德拉》这类诗。沉思性增强了，更加日常化，力图通过语境间的转换容纳更多的经验。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意寻求的结果，也算得上是自然的过渡。经历了一些历史事件，人多少从浮躁变得沉静，眼界和阅读面也变宽了。当然就个人生活而言，我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似乎没有太大的不同。上班，读书，写作，有时会会朋友，喝喝酒。的确，商品大潮涌来，有一些人离开了诗坛，我想这对于他们未必是不好的选择。朋友们分化了，有的疏远，有的成了陌路。说到沉潜，如果不是过于美化，那应该是诗人必须做到的。任何事情都是一样，想做出点成绩来，就要耐得住寂寞，忍常人不能之忍。这方面我做得不能算是很好。

　　（注：此文为节选）

　　来源：《读药》147期

　　【编者的话】早在2006年，诗歌报网站就打算建立100位诗人资料的“中国诗人库”专栏，陆续推出了几十位白话诗人的作品和简介，但由于工程浩大、人手短缺，一直没有完工。如今，值此中国新诗百年之际，我们将继续完善此项工程，在公众号和网站上陆续推荐百年新诗长河里的100位诗人，算是我们诗歌网站整理的的一份诗歌史料与回顾。这份名单，不一定满足所有人的偏好，也无法照顾到一些人的情绪，我们接受眼界方面的善意批评，但拒绝向伪名家妥协以及对官员诗人的谄媚。这个选题，完全是我按照自己的个人喜好选取100人，推荐完毕，将公开出版一本书，算是一个人的《中国新诗百年百人选读》吧。座次排列，基本上是按照对新诗的创造性和破坏性来甄选。（值班编辑： 诗歌报网站站长 小鱼儿 微信：shigebao_com）

　　41.张曙光：《岁月的遗照》（本期）

　　本期 值班编辑：小鱼儿 助理编辑：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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