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春雨
二十多年前,数百大大破京师铁重,新季第二亚多金虹我曾随着人流涌向一段叫做八达岭的长城。尽管那时懵懂无知,迄今却清楚的记得,车窗外的群峰山势嵯峨,时若狼牙,突兀而起;绵亘起伏,伸向远方。当年少的数百大大破京师铁重,新季第二亚多金虹我登上了长城,回眸之间,一种从未有过的震撼与自豪,便从心底喷薄而出——群山逶迤,苍龙盘旋。壮丽的群山,掩映在青天白日之间;威武的长城,高悬于重岩峻岭之中。这正是MK体育长城,在国人灵魂之中,沉淀的经典意象。也从此唤醒了,祖先留下的记忆。
二十多年的时光,乃一代人的年华,流逝着青春的岁月。对于长城,却只是冷月边关短暂的一瞥。从二千多年前的战国出发,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兴衰荣辱、成长壮大,一路绵延至今。“因地形,用险制塞”。长城巨塞,绵亘万里,东起辽海,西逾流沙。尽管历朝立国之势不同,但在漫长的冷兵器时代,地势险峻的长城一线,成为内地农耕文明与边疆游牧文明的地理分界线。当国力强盛、政局稳定,进可攻退可守的长城巨塞,成为内地先进文明的坚固屏障;当国力衰微、政局动荡,长城终究无法挽回气运,与它的时代一同失落。
《史记-匈奴列传》刻画游牧民族的风俗云:“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贯弓,尽为甲骑。”这样的生活方式,使得马背民族具有天然的军旅性质,习于甲兵,长于攻战,与内地的和平生活迥异其趣。凶悍的铁骑,长于奔袭,从汉代的匈奴到近古的蒙古,两度横扫欧亚,甚至成为罗马文明终结的重要原因。于是早在战国争雄的时代,长城便义无反顾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使延边的秦、赵、燕诸国纾解了后顾之忧,得以力征天下。秦始皇席卷六国之后,派大将蒙恬击败匈奴,兵威所及,仍然举倾国之力修建长城。“然彼自度扫大漠而灭匈奴,有所未能也。而设边戍以防飘忽无定之游骑,又有不胜其烦也。为一劳永逸之计,莫善于修长城以御之。始皇虽无道,而长城之有功于后世,与大禹治水等。由今观之,倘无长城之守,则中国之亡于北狄,不在宋明之时,而在楚汉时代矣。”孙中山先生的这段论述,揭示了历代不得不挑战这一巨大工程的原因,也揭示了长城对整个中华文明的意义:为中华民族的成长壮大提供了屏障,保障了文明进程的不断前行。从而留下了,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观。
万里长城。然而据统计,历朝修建的长城,合计超过十万里之遥,据说是站在月球上,唯一可以看到的人类建筑。然而这一切,居然完全是靠 着人拉肩扛,一砖一瓦的建成。而今承它恩荫的子孙们,只要登上了长城,便可自称好汉了。如此庞大的体量,如此宏伟的工程,如此雄浑的气势,无疑使长城成为中华民族智慧与精神的象征。但我想,它所以成为一个伟大民族的标记,更在于它对保存人类文明之火,无与伦比的历史功绩。《韩非子》云:“万物必有盛衰,万事必有张弛。”此后直到国势强大的汉唐时代,尽管中央政权横扫朔漠,但并未因此放弃长城的修建,直到脚下的这段明长城——居庸关。二千多年来,居庸关一直担当着边关重镇的角色,据说“居庸”的名称,便来自于秦代的“徙居庸徒”:白骨累累,强制人民修长城的时代。到了明朝,即将结束历史使命的居庸关,迎来了它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代——它的背后,便是雄镇天下的京师。
丁酉早春的日子,我从济南出发,次第拜访了运河沿线的济宁和聊城,然后北上燕京,顺道探访了久违的长城。从大运河到古长城,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艰巨的两项工程:一个纵贯于南北的膏腴之壤,譬如一条动脉,使富庶的江南畅达京师;一个横亘东西的险山峻岭,譬如一方坚盾,树立起保卫中原的藩篱。秦始皇修长城,隋炀帝挖运河,据说导致了两个大一统的皇朝崩塌。但我并不这样认为,长城、运河乃万代之利,绝非亡国之举。回顾历史,元改代海运为漕运,也曾大规模改造运河;明代重修长城,二百年间工程浩繁,并未导致政权的危机,而是维护了社会的繁荣稳定。如果论国力,洪水滔天之际,大禹治水,开天辟地;天宝全盛之时,安史之乱,祸起萧墙。老子说:“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数百大大破京师铁重,新季第二亚多金虹!” 导致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的,历来是统治者的好大喜功、轻举妄为,只是由于一颗无法填平的侈心。
“功成身退,天之道也。”而今这两大工程都已结束了历史上的使命,但正是这两大工程,在战争与和平之间,一文一武,支撑着国家的繁荣稳定。漫步早春的大运河,绿波荡漾,柳枝欲青。数百年间,大运河哺育了一座座历史名城,譬如我们山东境内的台儿庄、济宁、聊城,无不是因运河而兴。长期的积淀,形成了独特的运河文化,而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沿线民生的发达与商业的繁荣:民生的富足,使沿岸人民世代享受生活的乐趣,各种小吃至今品目繁多,许多与运河有关的民间故事饶有风趣;商业的繁荣,在汇聚财富的同时,也承载着古典时代的商业文明,儒家的精神根植于华商的魂魄之中。京杭大运河,是天朝的运输命脉,也是民间的商业通道,带动了整个沿线的繁荣。迄今它流过的华东地区,仍是中国最为精华的地带,不能说与大运河没有历史的渊源。纵观天下,运河上下的繁荣富庶,与长城沿线的苍凉壮阔,相得益彰而又对比鲜明。如果把神州大地比作一盘大棋,正是这一城一河与它围绕的京师,因其天时地利,构成了最基本的布局。
从大运河弃舟北上,随后的燕京之旅,本想重访蜚声海外的八达岭,当在站牌上看到“居庸关”的名字,却让我临时改变了主意:我隐隐感觉,这也许是一处更为紧要的重镇,更能解读历史的密码。于是,一段意外的旅途,就此成行。
穿过重重峻岭,长城峻拔的身影时而闪入眼帘。一路疾驰,高速公路忽然在城垣下穿过,车窗外俨然耸立起一座壮丽的城楼,郝然书写着“天下第一雄关”的匾额——居庸关,终于到了。两山夹峙,深谷贯通,群岭相望,映带清流。然而这里不是连绵万里的“长城”,乃是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依托的重镇,传说中的冷月边关。居庸关,正是扼守京北要道的“关城”,自古号称“天下九塞”、“京西四大名关”之一。举世闻名的八达岭长城,便被称为“居庸外镇”、“北门锁钥”,正是它所统辖的前哨;而它背后不过百里之遥,便是天下安危所系的京师。燕山和太行余脉的军都山,以其险峻的山势,雄壮的体魄,在冀北沿线构成了一道广袤的天险。长城巨防,耸立其上,使塞北铁骑无法长驱直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险要的地势和紧要的位置,使居庸关及其八达岭,成为明长城最为精华的段落。于是从洪武开国到明朝中叶,明代最伟大的将领徐达元帅和戚继光大将军,先后督师于此,主持修建了这段成为长城象征的长城。
两相比较,自元代统一以来,除了明初和民国的暂都南京,试图“宅中图大,控制四方”,历来都以燕京为根本之地,而后长治久安。北京成为历朝古都,固然是冀州大地“据六合之上游”,也正是由于山川地势的倚靠。可以说,没有山川之险,便没有长城之固;没有长城之固,便没有今天的北京。康熙大帝云:“昔人论形势之地,首推燕秦,金陵次之。然金陵虽有长江之为天堑,而地脉单弱,无所凭倚。六朝偏安,弗克自振,固历数之不齐,或亦地势使然也。”当我们登上长城,遥望金陵王气,也便理解了这句话。不懂长城,便不懂中国历史的脉络。
走入居庸关,首先迎来的是一座迎恩坊,当年守关将士恭迎天子诏命和朝廷犒赏的地方。穿过南城楼,是一座“国计坊”,也许在关城中看起来并不那么突出,却是整个关城的题眼:时刻警醒着戍边将士们,这里维系着天下安危,国计民生,于是乎在。城中最主要的文物,大概就是元代留存至今的云台了,通体以汉白玉雕筑,起初台上建有楼宇,康熙年间被焚毁,只剩高大的台基,让来往城中心的人们,从门洞穿过。令我印象深刻的,乃是其中浮雕的主题和艺术风格:都是佛教的造像,展现了一个超现实的神佛世界,在军事重镇的氛围中独具一格。也许,居庸关在元代正是比较休闲的时候,元代皇室勃兴于漠北,与明代的立国形势迥然不同。但此时蒙古民族的精神特质、宗教信仰,由此可见一斑。
游览城区,在城隍庙偶遇一位年轻的道长。据他讲,居庸关除修复了部分官署,还有六庙一祠,涵盖三教,尊奉先贤。时间的原因,来不及一一细品,但起码可见,传统文化中宗教信仰的宽容与丰富。直指人心的文化传播过程,乃是满满的“正能量”。一座军事重镇,同样要有文化,因为它的将士是有灵魂的。以人为本,拥有什么样的人,这才是核心的战斗力。
城内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甫入南门瓮城的关王庙。万众敬仰的关老爷,早已不仅是三国时期的蜀国大将,以其忠信勇义,升华为当之无愧的神明,寄托着中华文明核心的价值理念,被子民们供奉在神殿之上。于是在这边关重镇,关王庙依然驻守在剑气如霜的城垣之下。关帝,我想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军神,但看过庙门外的介绍,居然也是我们的武财神。我想不通,戎马一生的关帝,和商业哪来半毛钱的关系呢?然而简短的介绍给出了答案:信义。“无工不富,无商不通。”商业乃国富之道,数十年来,在商业及其文明复苏的过程中,传统的商业文化和整个中国文化一道,已被生生断裂。我们理直气壮的强调商业以盈利为目的,赤裸裸的追求利益最大化,当面对满大街的地沟油,却咽下了自酿的苦酒。长城之旅,意外解开了头一天我在聊城大运河的疑问:大名鼎鼎的山陕会馆,居然也是一座关帝庙。运河码头上的繁华地段,精致的雕梁画栋,不难感受当年运河的繁荣与山陕商人的实力。我相信大门口“蹈和”、“履中”的刻字,无疑点出了华商的核心理念,却无从理解,为什么这联络感情的同乡会,要建在关帝庙呢?关城之下,顿觉释然。
登上城楼,两座城楼南北相望,关城重镇的敌楼烽燧,更觉规制严整、威武华丽。既然是一座城,是不是可以绕行一周呢?于是我首先向相对低矮的东山进发,一探究竟。随着山势的升高,关城的形势也看的愈发清晰起来。原来这正是一座雄踞谷口的大城,河道在水门穿过,城垣环绕一周,屋舍俨然其间。东山之下,大概就是中国的第一条铁路:詹天佑先生修筑的京张铁路。我想在冷兵器时代,关城居高临下,足以辖制道路。更为高峻的则是西山,是这道要塞的制高点,长城沿岭脊而上,直到最高处的望京楼。驻马东山,举目四望,我终于知道了什么是关山——与我们山东名山的温雅博大或仙姿缥缈迥然不同,它们体魄雄浑,高而不危,层层叠叠,耸入远空。蜿蜒其上的长城,愈发的威武、冷峻,像军容严整的将士,守卫在战斗的岗位上。天色欲阴,眼前的一切愈发迷茫起来,天地之间,只剩下铅灰的颜色,没有了青山,也没有了绿水。远山变的若有若无,最后只剩下一抹淡淡的墨痕。
这时候,冷寂的远空中,颗颗雪粒,悄然而舞,飘然而至。星星点点,滑落在城垣的砖缝中。不一会儿,雪愈发大了起来,化作密集的雪花,在山风的吹荡中劲舞而来。刚才还是铅灰色的世界,不一会儿变成一派素裹银装。置身失去色彩的世界,刚才还略有所失,这一会儿却变成了意外的惊喜。游客也愈发稀少,皑皑的白雪上渐渐没有了足迹,热闹的长城之旅,变成了独步关山的行程。欣喜之余,我一路气喘吁吁,奋力攀援着用城砖高高堆砌的台阶,向着长城的最高处进发。直到整个关城尽收眼底,俯瞰银龙在脚下盘旋,在银灰相间的峻岭中,冷寂的伸向远方。意外的行程,乃是意外的收获。
长城风物,四时不同,任凭天地变化,自有气象万千。长城,是人力与自然的完美结合,保存着中华文明的火种,也记录着中华民族前行的进程。转过长城拱卫的大明江山,来到康乾盛世的时代,在中华民族又一轮民族大融合的进程中,长城巨塞,终于得以息肩。康熙大帝一生文治武功,早年间“爰整戎衣,躬临大漠”,削平了噶尔丹等叛乱势力,安定了自古威胁中原的漠北,“成此一劳永逸、一勤永宁之事”。审时度势,继续贯彻民族融合的政策,彻底化解了长城沿线的紧张局面。比较历史,“明修长城清修庙”,立国之势的不同,明清两朝采取了不同的民族政策,取得了截然不同的成果。
明朝初年,洪武大帝遣将远征,永乐大帝五次北伐,消灭了强大的北元势力,稳定了大明的江山,边疆少数民族政权接受了大明的封号。但随着天下久安,人心懈怠,自古长城两侧的力量对比,总是发生着变化,陷入历史的循环。有明一代,长城的安危,维系着天下的兴亡。明朝中叶的“土木之变”,明英宗被攻入长城的瓦剌俘获,宣告了明朝的由盛转衰。此后满族在东北崛起,乘明朝统治崩溃、全局糜烂之际,一举越过长城,定鼎燕京。又一轮战争胜利后,康熙大帝拒绝了大臣的建议,终结了两千年来修筑长城的传统。康熙大帝指出:“可见守国之道,唯在修德安民,民心得而邦本固,而边境自安,所谓众志成城是也。”相反,倘若“今若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清朝的崛起与近三百年的统治,不仅是靠一时的强大,更是文化与民族政策的结果。耕耘人心,凝聚中国的力量。
从满蒙一家到满汉一家,清朝继承了正统的儒家文化,在内地开科取士;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与蒙古贵族世代通婚。昔日威胁内地的蒙古王公,终有清一代成为可以倚重的力量。清初辅佐三君的孝庄皇太后,后期作为王牌劲旅的僧格林沁,都是蒙古族。“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在朝廷的统一领导下,各民族、各阶层有机会进入国家政权,形成了相互交融的文化,无疑扩大了政权的基础。否则,清朝难免步元朝的后尘,迅速被历史抛弃。
而今又一个三百年过去,中国社会和中华文明的面貌迎来了一次数千年未有的变化。科技的昌明,从古典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变,使得长城和运河彻底结束了历史的使命。但是,它们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和智慧,永远不会过时;作为民族文化的象征与民族历史的记忆,永远不会过时;在维护民族自立与社会发展中所揭示的基本矛盾,永远不会过时。长城作为民族的象征,必将光耀千古,为我们挺起民族自信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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